学历，还有用吗？
2015年，我国考研报名人数164.9万人。
2023年，人数快速增长到474万，达到峰值。
而后，经历了持续两年的下降，2025年，我国考研报名人数下降至388万人。
可以看出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试图从盲目追求更高学历的焦虑中挣脱出来。
2024年12月21日，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开考。图源：视觉中国
在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0.2%、快速进入普及化时代的今天，兰德尔・柯林斯在《文凭社会》中揭示“学历作为社会分层工具”的逻辑，正在逐步瓦解。学历并非社会追捧的唯一“信号”，个体能力和经验正在剥离文凭的“镀金神话”，让教育逐步回归其本来价值——能力培养与个体赋能。
传统教育社会学理论认为，教育具备“选拔”与“社会化”两大功能。早期的高等教育机构只对社会精英开放，接受高等教育是其跻身国家精英行列的先决条件。
但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，学历作为社会筛选和身份标识的功能逐渐弱化，其核心价值不再是“稀缺性标签”，而是成为个体的“能力底盘”。
所谓“学历通胀”，本质上是教育从“精英筛选”向“大众赋能”转型过程中产生的阶段性现象，亦反映出我们已实现了“有学上”，并朝着“上好学”发展。
长期以来，劳动力市场存在“学历依赖惯性”，将学历作为“低成本筛选工具”，过分偏好名校背景、学历标签。社会文化则将名校学历视为“成功人生”的标配，对学历的追逐崇拜形成集体焦虑，促使年轻人提升学历以寻求安全感。
但当高学历群体从事送外卖、当网红等引发社会热议，个体被迫通过非学历途径证明价值。当大学教育从少数人的特权变为多数人的基本素养时，传统“学历=社会地位”的等式被打破。
人们对学历通胀的焦虑根源在于仍执着对旧有精英叙事的路径依赖，对愈发激烈的就业竞争与个体发展的不确定性，亦是过去的“唯学历论”带来的价值迷失。
学历通胀确实会给个体、教育系统乃至就业市场和社会带来暂时的阵痛。从前越在乎学历，如今改革就越艰难，也更为迫切。这些观念、行为甚至规范必将被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、新技术变革所打破，被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深度普及所打破。
在我国从“人口红利”向“人才红利”转型释放的关键时期，劳动力市场中的供需关系和个人能力素质将进入新的匹配过程，学历信号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将发生变化。
我们并不能强求个体要立即克服这种焦虑，但可以肯定两点：
第一，“学历通胀”并不等于“教育贬值”。虽然学历的信号价值在下降，但教育本身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，以及对个人思维训练、能力培养等“内在价值”并未贬值，个人核心能力的稀缺性从未改变。高等教育普及带来的公平性，恰恰为个体提供了超越学历竞争的机会。
第二，“学历通胀”并不等于“学历无用”。学历依然是进入某些特定领域的“门票”，但仅凭学历已无法保证绝对优势，需要与个体能力、实践经验深度结合。
“学历通胀”的关键并非教育质量的下降，而是学历的筛选功能超过了实际的人才培养功能，这也倒逼教育系统，特别是大学应充分认识到人才培养与国家发展战略、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市场需求间的紧密关系，必须摒弃从前迎合学历竞争而过度追求的大学排名、科研论文等指标，重视面向社会需求的应用技能的培养，解决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间的脱节问题。
同时，也提醒用人单位，过度关注学历而非实际能力，很有可能错过具备创新潜力的非典型人才，陷入“学历军备竞赛”的泥沼中。
5月18日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军路校区举办2025毕业生专场招聘会。图源：视觉中国
当个体意识到，大学赋予的不再是一个“精英身份”，而是“成为任何身份的可能性”，能够将注意力从“超越他人”转向“成为不可替代的自己”，聚焦教育带来的能力提升与终身发展潜力，通过教育构建集知识深度、跨界广度、实践效度为一体的新的能力坐标系，焦虑便会逐渐转化为主动建构的动力。
同时，社会也需要建立更精准的能力评估体系，在招聘、落户等方面打破“学历决定论”的评价枷锁，提供更公平的发展机会。
“学历通胀”与其说是危机，不如说是价值回归的契机。
当你不再用他人制定的“学历刻度”丈量自己，而是用教育赋予的思维与能力去创造独特价值，身份焦虑便会消解。
学历会通胀，但一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、创新的思维、干事创业的热情，永远是“稀缺资产”。
作者：吴秋翔，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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