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庆瞭望｜社区合伙人，何以激活“邻”聚力？

新重庆-重庆日报 杜铠兵

“有问题，找社区合伙人。”

在一些基层社区，一场治理变革正在悄然发生——社区来了“合伙人”。日前，重庆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上蹚出新路子，多个社区创新推出的“社区合伙人”机制成效卓著，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。

有了“社区合伙人”，邻里关系更融洽，社情民意更畅通，公共服务更多元，城市治理更高效……一群人，何以引发社区治理模式之变？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道路上，重庆做对了什么？

通过引进“社区合伙人”，江北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迎来“共治新生”。记者 李雨恒 摄/视觉重庆

不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：管好一个社区，需要多少人？

“小马拉大车”是当前基层治理面临的共性问题。随着社会治理的不断深化，群众需求的日益多元化，基层工作千头万绪，可社区干部就那么几个，人从哪儿来？

“社区合伙人”的出现，为解决这些难题提供了新的突破口。

什么是“社区合伙人”？“社区合伙人”是指在党组织引领下，由多元主体（如企业、社会组织、居民等）通过资源整合与协作，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供给的创新模式。

借用当下的流行语，组建“社区合伙人”就是为参与基层治理找“搭子”。通俗来说，就是有钱出钱、有力出力，各施所长、各尽其能，共同将社区治理从“自家事”变成“大家事”。

他们为社区带来了什么？有评论认为，“社区合伙人”本质是社会资本增值，通过对人情账的投资与经营，将政府角色转变为平台建设者，驱动居民从被动参与走向主动创造，为城市治理注入全新动能。

就重庆这座超大城市而言，城市治理过程中难免面临人口规模大、资源紧张、社会结构复杂等难题。用好“社区合伙人”这一新生力量，因地制宜找到实施路径，对赋能重庆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九龙坡区石坪桥街道新视界社区食堂，居民正在取餐。记者 尹诗语 摄/视觉重庆

“社区合伙人”来了，除了为社区带来一张张充满活力的新面孔，同时还带来了基层治理的要素之变、模式之变、质效之变。

激发居民主体性，“自治”是底层逻辑。在江北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，一群由企业家、艺术家、创业者等不同身份居民组成的“社区合伙人”，积极参与小区环境整治、志愿活动以及公共服务等各个环节，不仅让“破巷子”成为城市“会客厅”，更将城市治理的根系扎根于市井烟火之中。

可见，基层治理不是单向的机械管理，也不仅仅是干部的事。通过明确“社区合伙人”这一角色定位，让有热情有能力的居民从“被动接受”转向“主动参与”，不仅有助于实现社区内资源的高效利用，还在社区与居民的“双向奔赴”中增强了群众的参与感、幸福感和归属感。

扩大基层治理“朋友圈”，“共治”是现实路径。星火成炬，也可燎原。“社区合伙人”打破壁垒，整合政府、市场、社会三方资源，构建多元协同网络，往往能够实现“1+1＞2”的治理效果。

比如针对治理资源散、乱、不足问题，九龙坡区石桥铺街道充分整合资源，探索形成机关、公益、商企、物业、自治“五型”社区合伙人，有效激发了各类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，产生了“带动一群人，温暖一座城”的良好效果。

立足社区可持续发展，“善治”是目标导向。打破过去政府主导的单一模式，通过引入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，“社区合伙人”的加入让社区治理变得更加专业化、智能化、个性化，也更加贴合居民的实际需求。

从更为长远的视角来看，合伙人制度可以促进社区治理不断适应社会变革，增强社区的自我“造血”能力和发展韧性，推动社区在“善治”中实现可持续发展。

永川区云谷社区云谷书屋，居民正在此享受午后阅读时光。记者 张锦辉 摄/视觉重庆

一个人或许走得快，但一群人才能走得远。“社区合伙人”如何助推基层治理走得更稳，走向更远？

眼下，全国多地都在开展相关实践探索，但方式千差万别，效果参差不齐。对于这一新的治理模式，当务之急是要加快完善运行机制，及时补齐制度短板。

有关部门要加强经验总结，及时出台相关政策，为“社区合伙人”提供科学的合作框架和参与机制，明确参与模式、责任范围以及权利保障，使其快步走上制度化、标准化、规范化的运行轨道。

治理模式变革不是追求“纸面创新”，更不能舍本逐末另搞一套。各地在实践推广过程中要坚持系统推进，既要反对“一阵风”式的形式主义，又要警惕动作变形走样。

政府部门要加强系统规划、统一部署，形成“一盘棋”的工作格局，将“社区合伙人”嵌入城市更新、“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”建设等现有工作格局，厘清合伙人与社区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，同步完善考核、培训、退出等机制，让“社区合伙人”真正发挥治理效能，避免“干好干坏一个样”。

“社区合伙人”机制的本质是从“小个体”到“共同体”的治理升级。面向未来社区的建设与治理，更要强化数智赋能，让“合伙人”与社区共同生长。

比如沙坪坝区双碑街道通过搭建“双碑网格管家”平台，构建了“社区治理合伙人”的庞大网络，以数字手段及时收集、整理和回应群众诉求，助推街道治理从复杂、被动、分散向集约、高效、精准转变。这在激活基层治理“数字细胞”的同时，也为数字赋能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提供了实践案例。

社区“搭台”，合伙人“唱戏”，以自治激活内生动力，以共治实现资源共享，以善治迈向可持续发展，一场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创新变革正在基层一线深入推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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